翻译与品味
品味是一种无形的判断力，如翻译般游走于多样与不确定之中，引领我们感知善与美。
学会拥有品味，其实就像学会翻译。
翻译让人明白，世界上从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。一个词句，可以化身多种译文，每种都合理，却没有一种能彻底还原原文的神韵。它们或许捕捉了意义，却失落了节奏；保留了意象，却削弱了暗示。正是这无可避免的缺憾，提醒我们：所谓“好”，从不是单一的绝对，而是繁复的、多声部的。翻译因而成为一种训练，教会我们在差异和不确定中去辨识“善”的存在。
然而，翻译并非完全遵循规则，它像是一种冒险：自由而不可预期，成果时常悬而未决。它与穿衣打扮、布置空间、筹划宴席相似——稍有不慎便显拙劣，但若恰到好处，便能令人心悦诚服。能把握这种微妙的，不是教条，而是品味。
品味，既是个人的能力，又是事物的特质。有时它近乎某种神秘的启示，仿佛美与善自带光芒，不容置疑；有时，它却只是私人的好恶，“这本小说不合我口味”——一个轻巧的句子，既无理据，却自带分量。而在另一些时刻，品味又能跨越个体，汇成群体间的共鸣：人们在电影、音乐或美酒面前相视一笑，仿佛心灵短暂地达成和声。
在哲学家Hannah Arendt看来，品味与判断之间有着深刻联系。她强调，判断是一种独立的心智实践，不同于冷峻的思考，也不同于果决的意志。通过康德的重读，她指出：在人类缺乏规则和权威时，审美的交流——凭借说服与共鸣而非逻辑与律令——或许是我们感知世界“善”的途径。
这种感知不是宏大的道德体系，而更接近日常的细腻体察。它是一种对他人感受的敏锐触碰，一种在差异中寻找和声的能力。Arendt担忧，现代社会太容易放弃这种注意力，人们被舆论、宣传和陈词滥调牵着走，却少有余裕练习独立的判断。
在她未竟的遗稿中，翻译与品味常常相互交织。她的弟子Michael Denneny甚至追溯“taste”一词，指出它自17世纪以来，既是身体的愉悦，又是美学与伦理的桥梁。那时的思想家们更偏爱格言与对话，而非冰冷的理论，他们用灵巧的文字展示如何以品味化解孤立的思考与僵硬的规则。
耶稣会学者Dominique Bouhours曾写下“je ne sais quoi”——“某种说不清的魅力”。它存在，却难以命名；它触动我们，却超越逻辑。这样的概念，并不是对理性的逃避，而是一种更轻盈、更接近生活的理性。
Bouhours在《如何在文学中正确思考》里，让两位绅士反复辩论哪位作家更优。他们以翻译为工具，互相修正、互相感染。这样的场景，不只是文人的雅趣，更是伦理和政治智慧的缩影：在差异之中，透过不断转译和共鸣，磨炼出一种可以共享的品味。
Denneny最后说，品味的世界是科学无法精确描绘的，却也不同于主观任性。它是一种“常识”的领域，是人类在缺乏规则时仍能找到的真实依托。翻译与品味因此成了穿越时间与文化的桥梁，让我们在模糊与多义之中，依旧能捕捉善与美的光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