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大学排名的百年游戏
大学排名曾被视为鲁莽之举，如今却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年度盛事，塑造了学术与社会的认知。
1934年，Edwin Embree随意列出“美国最伟大的十二所大学”。次年他在《The Atlantic》回忆说，风暴瞬间袭来。某州政客因本州大学未上榜而破口大骂并威胁他。落选的学校要求被列入，甚至扬言起诉；上榜的学校则不满排名太低；无数学生和母亲急切地追问该上哪所大学。只有哈佛人满意，因为Embree把他们排在第一。
Embree是一位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基金会高管，他写下《依其显赫顺序：美国大学评估》一文，试图以更“权威”的方式解释排名。他强调，这不是随意的个人意见，而是一种系统研究。他的榜单只包括11所真正“显赫”的大学，并附上6所“几乎显赫”的学校。
Embree与《The Atlantic》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强大的出版公式。虽然这本杂志此后再没做过排名，但Embree的榜单引发的三股力量——学校的焦虑、公众的需求、争议的吸引力，正是后来《U.S. News & World Report》大学排名走红的核心驱动力。
大学排名在过去四十年间深刻塑造了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认知。但从Embree的榜单到《U.S. News》的正式版本，足足过了近半个世纪。其间零散出现的榜单更多是好奇心的产物，或者引发争论，而非社会必需品。直到1980年代，高等教育成为大众消费品，排名才变成了衡量精英制度的重要地图。
其实，早在Embree之前，排名已伴随争议。1911年，教育局官员Kendric Babcock花两年时间统计数百所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，原本只是给管理者内部参考。然而报告泄露，将344所学校分成四个等级后，引发轩然大波。天主教大学因未进入前列愤怒抗议；Syracuse大学校长施压，硬把学校挤进第一档；一些校友则难以接受自己母校不是一流。教育局不得不封存报告，并向外界发出长达12页的“道歉书”。1913年，时任总统William Howard Taft甚至下令禁止再发布此类排名。
后来的榜单小心翼翼，只敢用粗略标准，比如校友在《Who’s Who in America》中的数量，或单个研究生院的表现。Embree的创新是综合考量：教授发表率、学科声誉、名师数量，甚至暗含资金实力与社会地位。他直言：“哈佛学位不仅是学术荣誉，也是社会身份的象征。”
然而，这样的榜单仍深受时代偏见影响。1930年代的大学基本是白人新教男性的领地，“显赫”更多代表社会品味而非学术客观标准。虽然Embree本人出身平凡，先在肯塔基州的Berea College读书，后到Yale深造，但他的眼光依旧带着上层社会的气息。
Embree的排名出炉时，美国高等教育正在悄然变动。移民后代，尤其是城市犹太学生，凭借优秀的高中成绩和SAT分数冲击常春藤。Ivy院校于是强调“品格”、个人作文和面试，以维护旧有壁垒。然而二战和GI法案推动大学扩招，进入大学成了更普遍的愿望。
1957年，《Chicago Tribune》的Chesly Manly尝试复刻Embree的方法，发布首份基于本科教育的综合排名。他结合数据、33位学者的声誉调查和个人观察，给出大学前十名以及小型学院分组排名。他自豪地说，这是首次有媒体用如此多的数据做榜单。然而结果几乎与Embree一样：哈佛的地位“无可挑战”。
Manly的榜单引起关注和小争议，但依旧是一次性事件。尽管UC Berkeley、Michigan、Wisconsin等公立大学进入前十，整体格局仍由常春藤与私立名校把持，它们依旧偏好“品格”等模糊标准而非单纯成绩。直到1960年代末，随着录取率骤降到20%上下，现代精英大学格局逐渐成形——低录取率、昂贵的考试培训和私人升学顾问的产业链开始出现。
1983年，《U.S. News》编辑们看准了时机。在11月刊，他们首次推出“全美最佳大学”榜单，完全基于大学校长的声誉调查。结果Stanford排第一，Harvard第二，立刻引来质疑其数据有效性的争论。起初这个实验并不稳定，直到1988年才改为年度榜单。但趋势已很明显：在学生与家庭眼中，排名成了左右命运的重要指标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《U.S. News》的算法不断调整，减少声誉调查比重，增加考试分数、师生比、毕业率等硬数据。部分大学奋力抵制，另一些则学会“刷榜”技巧：增加申请人数以降低录取率，调整班级规模，甚至谎报数据。
表面上，Embree强调“显赫”，《U.S. News》追求“最佳”。但区别更多是修辞。榜单前列始终由熟悉的名字占据。数据化的外衣，掩盖的是对声望的固化认同。
大学排名最终变成一年一度的仪式，一门能驱动学校行为、刺激学生焦虑的生意。最初被认为“鲁莽”的尝试，几十年后，或许依然鲁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