肺癌专家患晚期肺癌之后
肺癌专家D. Ross Camidge在2022年确诊晚期肺癌，化身患者后，他用研究与亲身经历，呼吁更真实的治疗评估，点亮生命意义。
D. Ross Camidge是科罗拉多大学癌症中心的一位肺癌研究先锋，二十年来发表了近400篇学术论文，致力于攻克这一顽疾。然而，2022年，这场战斗变得无比私人——他自己被确诊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。2025年5月，他在《胸腔肿瘤学杂志》发表了一篇分析，探讨临床研究中如何描述抗癌新疗法的副作用。这篇文章不仅承载了他的学术洞见，更融入了他作为患者的切身感受。
确诊那天，故事的开端不过是一阵轻微的喘息和背部疼痛，Camidge起初以为只是肌肉拉伤。身为一名“疑心病重”的肿瘤学家，他在2022年6月10日看家庭医生时，随口提到：“顺便给我拍个胸部X光吧，我可是研究肺癌的。”医生虽有些不以为然，还是安排了检查。回到办公室，Camidge打开电脑，看到X光片的那一刻，他心头一沉。“我看过无数肺癌患者的影像，这一看就知道是肺癌，”他回忆道。
当天下午的CT扫描进一步揭开真相：癌细胞已扩散到双肺、骨骼，甚至脑部。妻子Windy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当时正在山里划船，他轻描淡写地告知妻子自己的担忧，却让她继续享受湖上的时光。“我当天就知道自己得了晚期、无法治愈的癌症，”Camidge说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专业医生的冷静。他迅速安排了支气管镜检查，确认了肿瘤由特定基因突变驱动——这正是他职业生涯中研究的肺癌类型之一。
从看医生到确诊、完成全身和脑部扫描、活检及分子检测，再到开始靶向治疗，Camidge仅用了四天，远快于通常的两周流程。“我没动用任何特权，只是同事们为我加急了，”他说，“这让我意识到，快速诊断对所有患者都应该是可行的。”治疗开始后，专业模式逐渐退去，现实的重量扑面而来。他坦言：“一想到女儿们，Sophie才12岁，Alex才10岁，我就会泪流不止。她们还那么小，我不想离开，不想缺席她们成长的每一步。”
Camidge找到同事、曾是自己学生的Tejas Patil担任主治医生。Patil形容这段关系更像教练与顶尖选手：“就像Roger Federer的教练，我更多是帮Ross看到他可能忽略的细节。”55岁的Camidge迅速开始每日口服靶向药物，紧接着是12周化疗和断续的放疗。“那是我们能做的最激进的治疗，”Patil说。三年后，这种组合疗法几乎成了标准，但当时尚属前沿。
治疗初期，他每90天接受一次扫描和血检。每次检查前一周，他都焦虑得无法规划未来，甚至连下周的计划都不敢想。完成后，他会独自在办公室查看结果。药物、化疗和放疗让肿瘤大幅缩小，多年未见复发。“每次好结果出来，就像卸下千斤重担，世界都变得更明亮，鸟鸣也更动听，”他笑着说，语气里带着《绿野仙踪》般的奇幻。
为了不让等待扫描的日子变成煎熬，Camidge创造了“90天挑战”。“我不想只是等着坏消息，我想回看每90天时能说‘我做了这个’。”他开始恢复体能，从“沙发到5公里”跑步计划花了六个月，还尝试了瑜伽、水彩画、射箭，买了一辆二十年的敞篷车，甚至翻新了花园。挑战不一定惊天动地，哪怕只是探望远方的姑姑，只要有所行动就好。他还将这理念分享给患者和同事，让每个人为自己的90天增添意义。
2025年2月，确诊近三年后，Camidge的癌症首次进展。CT扫描正常，但血检标记物上升。PET扫描显示右胸膜有异常亮光。尽管他从未吸烟，这种基因突变型肺癌与烟草无关。“过去五十多年，我吸入了什么东西，改变了肺细胞的DNA，成了癌症，”他平静地说。治疗再次启动，这次加入了抗体药物。化疗让他几乎瘫痪，“我只能躺着，唯一的目标是熬到明天，盼着感觉好一点。”
外貌上，他脸上多了雀斑，头部有结痂，头发也掉了些。但心态上，他对即将到来的扫描少了几分恐惧。“第一次进展最可怕，那是死亡的第一次敲门。你害怕自己不是例外，逃不过疾病的宿命。”经历过一次，他似乎多了几分坦然。
过去三年，Camidge只向少数人透露了病情，治疗时选择去Cherry Creek的卫星诊所，避免遇见自己的患者。“不告诉别人，他们就不会对我特别好或区别对待，”他说。他不想让焦点从患者身上移开，也希望继续推动胸腔肿瘤学的研究。“我让团队保证，如果我表现得不好就告诉我，但目前我的专业素养还在。”他依然接诊老患者，相信自己仍能为他们带来价值。
如今，财务稳定，新医生加入团队，随时可接手他的患者。女儿们也长大了，Sophie和Alex分别将满16岁和14岁。“确诊时她们还是小女孩，现在她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切。”告知她们病情时，Camidge和妻子没有粉饰真相，但强调治疗的效果和父亲患者的乐观案例。
Camidge的职业生涯始于19岁，在牛津大学学医，后在剑桥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，最终选择肿瘤学，结合了科学与患者关怀。在阿斯利康的培训让他接触到靶向疗法，肺癌患者的谦逊与韧性更让他决定专注这一领域。2005年，他加入科罗拉多大学，带领胸腔肿瘤项目成为全国顶尖，40%的肺癌患者参与临床试验，远超全国平均水平。
他最骄傲的研究，是发现那些“近在眼前却被忽视”的现象。确诊后，他意识到自己正受益于自己推动的疗法，“这感觉挺酷的。”他的成就获多项殊荣，包括加州Addario肺癌基金会的Bonnie Addario讲席奖。2014年，Claremont大学授予他“杰出导师”奖，这是他最珍视的荣誉。“看到学生找到自己的成功，比再多一篇论文或奖项更让我满足，”他说。
即使身患癌症，Camidge仍致力于指导下一代。学生Alec Watson称赞他总能从独特角度提出深刻问题，影响临床实践。在诊所，他与患者的真诚连接也让Watson深受启发。确诊后，Camidge还为OncLive录制了播客《How This is Building Me》，采访癌症相关人士，却从未透露自己的病情。“有次采访临终关怀牧师，我的提问显然带着不一样的视角，”他笑着说。
2025年5月的论文中，他呼吁研究者摒弃“可接受”或“耐受”等模糊术语，客观描述副作用。“如果治疗让患者无法承受，那不是进步，”他说。这不仅是学术洞见，更是他作为患者的呐喊。确诊后，他曾对好友开玩笑：“也许癌症之神厌倦了我的进步，要报复我。”朋友却说：“不，你现在确诊是因为时机到了。你推动了进步，现在准备好承担这份重担。”
从专家到患者，Camidge的双重身份让他更深刻地理解生命。他选择公开病情，希望为患者和同行带来启发。他的故事，不仅是与癌症的抗争，更是关于如何在有限时间里活出意义的深刻诠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