诺奖乌龙：过时的彩色摄影如何力压量子论
1908年，Gabriel Lippmann凭借已过时的彩色摄影法获诺奖，背后却是科学辉煌与学界恩怨交织的故事。
当Gabriel Lippmann在1908年捧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，他最得意的发明早已显得落伍。他凭借“基于干涉现象的彩色摄影再现法”获奖，但在诺奖演讲最后，他却轻描淡写地说：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，曝光时间依旧需要整整一分钟，在阳光下才勉强成像。若要拍人像，显然过长。他叹息道：“生命短暂，而进步缓慢。”
那么，为何这样一个连发明人自己都心存疑虑的技术能拿到物理学最高奖？要知道，那时的物理学正群星闪耀：1906年，J J Thomson因发现电子获奖；1907年则轮到因推翻以太假说而成名的Albert Michelson。而1908年的选择，却落在了一种甚至不能拍“自拍”的彩色摄影法上。
Lippmann的方法确实优雅。它直接利用光波的驻波，在感光乳剂和镜面背板间形成干涉条纹，从而完整记录物体的色谱。波长越长，条纹间距越大，成像原理简洁而精妙。对于爱好经典波动理论的爱德华时代物理学家而言，这几乎是艺术。
更难得的是，这种照片无需颜料即可显色，因此色彩能长期保持。Lippmann在诺奖演讲上展示的样片，至今依旧鲜艳如初。
但弊端也十分明显：曝光时间过长，色彩只能在正面光下才准确呈现，而且他的方法当时还要用剧毒的液态汞来制成镜面背板。难怪这种工艺很快被边缘化，如今只在艺术爱好者和少数摄影师手中延续。
若单凭技术，Lippmann的获奖似乎难以服众。那么，是不是政治和人情在作祟？翻查诺奖档案便能找到答案。候选人与提名者的名单会在50年后公开。从1901到1908年，Lippmann共获得23次提名，来自12位不同的科学家，其中不少是诺奖得主或著名学者。奇妙的是，这些提名人清一色都是法国人。
这让人不禁怀疑是法国学界合力推举“自家人”。对此，瑞典科学院科学史中心主任Karl Grandin也承认，早期的诺奖确实常有这种带民族色彩的“集体行动”。不过，他补充说，这种策略有时也会适得其反。
真正左右结果的，其实是学界的性格冲突。1981年，理论物理学家Bengt Nagel在一篇文章中揭示了当年的内幕。他查阅了学院成员的日记和信件，发现1908年的奖项分配受到了人际矛盾的深刻影响。核心人物是化学家Svante Arrhenius与数学家Gustaf Mittag-Leffler之间的长期对立。
Arrhenius在1903年因电解理论获诺奖，他还是最早预言二氧化碳会影响气候的人。但在当时的斯德哥尔摩，他更因与富有而有影响力的数学家Mittag-Leffler水火不容而闻名。小城太窄，容不下两人。
1908年的物理学奖提名本来偏向Max Planck，他的量子理论虽新，却尚未得到足够实验证实。Arrhenius是坚定的支持者，委员会也在他的影响下推荐了Planck。然而，没有对应的实验物理学家能与之分享奖项，这就留下了把柄。Mittag-Leffler便借机攻击，强调Planck的理论模糊不清、缺乏实证。最终投票时，Planck只得到13票，而Lippmann获得46票，胜出。
事后，Mittag-Leffler在信中洋洋得意地告诉一位法国同事：Arrhenius的提案“愚蠢至极”，自己轻松便击溃了它，甚至说服了几位成员转而支持Lippmann。他还表示，如果奖项能由Planck与Wien共享倒也无妨，但绝不能单给Planck。
由Gabriel Lippmann在1891年至1899年之间拍摄的马特宏峰照片，使用他当时新开发的彩色摄影方法
对比之下，Lippmann的成果虽然过时，却没有争议。委员会主席Knut Angstrom在信中称Lippmann“显然值得获奖”，尽管也承认Planck的辐射定律在科学意义上更重要。
诺奖史上，许多真正卓越的科学家因为偏见或环境被忽视，而相对平凡的研究者因人情或时势而获奖。1908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Lippmann不是因为做出了最伟大的工作而得奖，而是因为同胞集体力挺，量子物理尚显陌生，而更重要的，是两位科学巨擘之间的私人恩怨将天平推向了他这一边。
于是，一个本就不太实用的彩色摄影方法，击败了量子论的曙光，载入了诺奖的史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