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医生提议扩大死亡定义以获取更多器官
从心跳停止到脑死亡，如今医生提议扩大死亡定义以获取更多器官。救人，是否成了以死换生的交易？
在过去的年代，一个人死去的标志是心脏停止跳动。直到1968年，哈佛大学的一群教授提出：当大脑完全停止活动时，人也可被判定为死亡。如今，来自纽约的三位医生又在推动一种新的定义——他们认为，那些在生命维持系统上、已“不可逆昏迷”的病人，也应被视为“已死”。
这听起来像学术争论，仿佛只属于哲学家、神职人员，或医学伦理学者的讨论。但别被迷惑——它关乎每一个仍在呼吸的人。因为，只要你体内有健康的心脏、肝脏或肾脏，就与这场“死亡的再定义”息息相关。
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，死亡原本清晰可辨。老人断了气，肌肤转冷、僵硬，那就是终点。历史学家Philippe Ariès曾写道，从荷马到托尔斯泰，人们都明白死亡的秩序与节奏。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们，常常拒绝承认肉体的冷却就是终结。
进入现代，死亡的定义变成了“心脏与呼吸的不可逆停止”。心与肺一体协作——一旦一方停止，另一方也会随之沉寂。几乎所有的祖辈，都是以这种方式离世的。
但20世纪60年代，呼吸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古老的确定性。医生开始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：如果一个不再自主呼吸的病人被接上呼吸机，身体还能维持，但大脑因缺氧早已坏死，这样的人——是活着，还是已经死去？
同一时期，人类器官移植技术迅速发展。对健康器官的需求急剧上升，而伦理困境也随之而来。医生们都同意，不能“为了器官而杀人”。但如果等到自然死亡再取器官，组织就会因缺氧而受损——尤其是心脏。
于是问题出现了：若能将“昏迷且无望苏醒”的病人判定为“合法死亡”，那就能在他们仍有血液循环时取出完好的器官。这无疑是拯救他人生命的“最佳时机”。
这正是哈佛医学院1968年夏天提出“脑死亡”概念的背景。那份著名的《脑死亡定义研究委员会报告》开篇写道，他们需要重新定义死亡，理由有二。
第一是技术进步。机器可以让失去意识的大脑继续驱动心脏跳动，这对病人、家庭和医院而言都是沉重负担——如果这些人被视为“法律意义上的死亡”，撤除维持设备就变得合理。
第二个理由更具争议：旧有的死亡标准“妨碍器官获取”。换言之，如果把“脑死亡”列为死亡，取器官的伦理阻力就小得多。
哈佛的标准十分严格：脑死亡意味着整个大脑，包括脑干，完全停止功能——无反射、无反应、无血流、无自主呼吸。这个定义最终被美国所有州采纳，写进法律。然而，争议从未消失。
曾有女孩Jahi McMath因手术事故被判脑死亡，但她的家人拒绝接受诊断，维持呼吸机后，她又活了数年，还经历了青春期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有被判脑死亡的孕妇仍成功产下婴儿。种种现象都让人怀疑：所谓“脑死亡”，真的是死亡吗？
但纽约的三位医生认为，连“脑死亡”都不够。他们主张，连那些“不可逆昏迷但仍有脑活动”的病人，也应被视为死亡。他们甚至引用哈佛报告最初删去的一句话——“无望昏迷者的组织和器官，对拯救可救者有巨大价值。” 这句话赤裸地表达了某种残酷：有些生命，不再被视为生命本身，而只是他人得救的原料。
他们的主张听来冷静，却危险至极。若“无反应”也能被判死，那么那些处于昏迷、但仍有脑电活动、甚至可能苏醒的病人，就可能被提前结束生命。就在不久前，肯塔基州一名男子在器官摘取前突然苏醒，这起事件让不少人惊恐地从器官捐献名单上撤名。
当死亡的定义被随意扩展，“救命”与“杀人”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。为了“拯救更多生命”而放宽死亡标准，实质上是在“以生换死”。这不仅背离了医学的根本使命——救人——也可能摧毁公众对器官移植的信任。
伦理学中的根本问题，是“目的是否能证明手段”。每天都有十多人死于等待器官移植，但我们是否能因此去摘取“仍活着的昏迷者”的器官？如果可以，那么是否也能像某些国家那样，用囚犯的器官换减刑，甚至用处决来满足移植需求？
纽约的医生提出了“伦理化方案”：只要患者在清醒时提前同意——例如在驾照上勾选了“捐献器官”——那就视为授权。可问题在于，这样的“同意”真能覆盖所有情况吗？如果患者的家人不同意，又该听谁的？
现代医学的核心伦理之一是尊重个体意愿，但这并不是全部。自古以来，还有一条更根本的誓言——“不伤害”。剖开一个昏迷的身体、取走她的器官、令其彻底死亡，这真的是在“帮助”她吗？
医生不仅治疗病人，也在疗愈他们的家人。当家属泣不成声地反对时，继续手术真的符合“仁心”吗？
器官移植确实挽救了无数生命，这毋庸置疑。但移植产业背后的竞争与利润，也让伦理的边界变得模糊。在这样的利益洪流中，“医生”有时不再只是治愈者，也可能成为执行者。
古希腊的医者Hippocrates在誓言中曾写道：“我不杀害，也不建议杀害任何人。” 医学的使命，是治愈，而不是牺牲一个去拯救另一个。
当人类可以用机器延长呼吸、用定义延长生命的边界，也许最该被重新定义的，不是“死亡”，而是“良知”。
